《白鲸》与麦尔维尔的“太平洋帝国”想象

Original 段波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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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赫尔曼 • 麦尔维尔的《白鲸》是审视美国争夺太平洋地缘政治版图的经典文本：麦尔维尔通过 19 世纪美国辉煌的捕鲸叙事来描绘美国“太平洋商业帝国”开掘的历史路径，并借助南太平洋“空白”的地图空间表征来绘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与权力图景。麦尔维尔的“太平洋书写”同美国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太平洋迷思”有着深厚的渊源，麦尔维尔正是通过《白鲸》来生动展示美国的“太平洋帝国”和太平洋“边疆”拓殖的历史轨迹。

作者简介

段波，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英语海洋小说研究。

Title

Moby Dick and Melville’s Imagination of the American “Pacific Empire”

Abstract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 is a classic text that examines the geopolitical map of the American expansion across the Pacific.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the glorious American whaling, Melville delineates the historical route of constructing the American “Pacific Commercial Empire” and presents the American cartography of its aspiring geopolitical presen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by mapping out the “blank space” across the South Pacific. In fact, Melville’s “Pacific writings” are closely tied to the “Pacific Myth” deeply ingrained in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His Moby Dick reveals, with great clarity, the historical traces of the American “Pacific Empire” and its colonization of the Pacific “frontiers”.

Author

Duan Bo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ea novel in English.

Email: Jamesduan@163.com

所谓的“太平洋书写”，泛指欧美文艺作品中关于太平洋附属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等主要岛屿的文学叙述或者文化想象，美国海洋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的《白鲸》（Moby Dick，1851）和“波利尼西亚三部曲”《泰比》（Typee, 1846）、《奥穆》（Omoo, 1847）、《玛迪》（Mardi, 1849）就属于典型的“太平洋书写”，尤其被誉为海洋文学经典的《白鲸》堪称美国关于太平洋想象的经典文献，目前国内学界已经从多元视阈对其进行阐释 ① ；就国外研究而言，尽管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的《麦尔维尔在南太平洋》（Melvillein the South Seas, 1966）和吉尔 • 伯纳姆（Jill Barnum）等人编著的《麦尔维尔与太平洋》（Whole Oceans Away: Melville and the Pacific, 2007）是目前将麦尔维尔的小说创作置于太平洋背景下进行审视的典型成果，但前者着重考证麦尔维尔的太平洋经历与小说创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后者侧重于太平洋文化表征和人文交流现象，都没有把麦尔维尔的太平洋书写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张进行有效关联，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契机。事实上，麦尔维尔的《白鲸》是审视美国争夺太平洋地缘政治版图的经典文本，小说尤其积极参与“太平洋帝国”意识形态建构：回归19世纪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拓殖的历史语境，麦尔维尔的“太平洋书写”与美国的“太平洋迷思”有着深厚的渊源，麦尔维尔在《白鲸》中通过19世纪美国辉煌的捕鲸叙述来展现美国“太平洋商业帝国”开掘的历史路径，而后又以美国“国家之舟”——“裴廓德号”挺进太平洋的历史叙述，并借助南太平洋“空白”的地图空间表征来绘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与权力图景，从而生动描绘美国的“太平洋帝国”建构的历史轨迹图。

“世界最中心的河流”：美国的太平洋“边疆”拓殖

美国对于环太平洋地带的初步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旅行者在过去几百年间游历太平洋地区经历的记载，其开端可追溯到13世纪传到欧洲的关于亚洲的信息，其中马可·波罗（Marco Polo）经由古丝绸之路于1271年抵达东方的神奇之旅成为美国人的太平洋地区印象的基石。“马可·波罗把欧洲人的视野延伸到太平洋海岸边”（Friis 42）,他的《马可·波罗游记》 ② “向欧洲人展示了东方世界之谜〔……〕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此后，众多“欧洲的探险家、航海家不断寻求新航路，以窥探东方的古老文明”（陆国俊 1），其中15世纪末西班牙殖民探险家克里斯托弗 •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正是为了探寻古老的东方文明才阴差阳错地到达了“新世界”——美洲大陆的。后来，随着 18世纪下半叶英国探险家詹姆斯 • 库克（James Cook）的太平洋殖民探险活动的开展，美国人对太平洋地区的印象开始建立；19 世纪早期，在一定文学知识和地图绘制的基础上，美国关于太平洋地区的印象从模糊开始慢慢变清晰，这种印象随着旅行者、捕鲸人、商人在太平洋的频繁活动以及政治家的太平洋地缘战略远见而逐渐加深③；到19世纪四十年代，伴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和旧金山的崛起，以及1838—1842年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领导的太平洋探险活动的展开，太平洋的地缘重要性逐渐成为美国人的广泛共识。在此语境下，1841—1844年间麦尔维尔扬帆出海，踏上了塔希提岛、马克萨斯岛和夏威夷岛, 并基于这段航海经历创作了“波利尼西亚三部曲”和《白鲸》等小说，因此麦尔维尔远航太平洋和他的太平洋书写与彼时美国试图扩大在太平洋的利益和拓殖太平洋“边疆”的进程高度契合。

麦尔维尔深刻意识到太平洋对于19世纪美国利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为此他借助他的代言人以实玛利之口卖力渲染太平洋话语，这从《白鲸》的三个叙述层面清晰显示出来：其一，他对太平洋战略价值的高度定位，其二，他对于“西北通道”问题的关注，其三，他借助太平洋地图空间表征来参与绘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图景。首先，仅在《白鲸》中，“太平洋”词条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就达36次，“南海”（即南太平洋）14次，“中国（人）”14次，“日本（人）”31次，“马六甲”2次，“马来人”5次，“塔希提（人）”10次。这些与“太平洋”密切关联的词条的高频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麦尔维尔试图向美国人推广普及太平洋地区的知识谱系和人文地理概况，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麦尔维尔对太平洋的迷恋之情甚至觊觎之心，这种迷情在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特别是当他们“驶过巴士群岛，终于来到南海的大洋面上”时，麦尔维尔“千恩万谢地对可爱的太平洋表示了一番敬意”，因为他“童年时代的宿愿总算实现了”④。从前文可知，抵达文明和财富高度发达的中国和印度等环太平洋地区是自 13世纪以来尚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童年时代”的欧美人梦寐以求的，因此当麦尔维尔实现了西方自孩提时代以来的梦想时，他是何等激动和兴奋！需要强调的是，在小说的第一百十一章中，麦尔维尔突出强调了太平洋的重要地缘位置和战略中心地位：

任何一个沉思默想的古波斯游行僧，一看到这个宁静的太平洋，一定会从此把这个大海收做义子。它滚过世界最中心的河流，印度洋和大西洋不过是它的两条胳膊。就是这股浪潮冲刷那些昨天还正由先人构筑起来的、新建的加利福尼亚城市的突堤，冲洗了那些〔……〕亚洲城廊〔……〕日本四岛。这个奥妙而神圣的太平洋就这样包住了整个世界的躯干，使所有的海洋都成为它的湾岬，它似乎就是大地的潮汐起伏的中心。（458）

麦尔维尔视太平洋为世界的中心，而印度洋和大西洋只不过是它的两翼，可见在麦尔维尔心中，孕育了西方千年文明的大西洋在麦尔维尔心中是无法同“世界的中心”的太平洋相提并论的，这背后麦尔维尔或许还想告诉我们：诞生于太平洋的文明形态远远优于大西洋沿岸的文明形态。因此，麦尔维尔对太平洋的觊觎之情及其对太平洋文明的迷恋，从“中心”一词可见一斑，而他为迷恋物所采取的动作就是试图“把太平洋收做义子”(the sea of his adoption)，即把太平洋广大地区比喻为美国法律上的“义子”，从而在司法体系上把其纳入美国合法的势力管辖范围，这恰恰反映了他的帝国立场，即把太平洋地区变成美国所谓的合法海外殖民地和管辖地，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麦尔维尔参与了19世纪美国的域外扩张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意识形态工程。事实上，麦尔维尔做出的“太平洋中心”战略定位正好为彼时美国向亚太地区扩张提供了详实的文化理据。19世纪伊始，美国开始向西部大陆扩张；同时还通过战争等手段疯狂向太平洋沿岸地区殖民扩张，特别是19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墨战争“使美国将自己的国土全面推进到太平洋沿岸”，最终“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太平洋国家”（何芳川 102）。

其次，麦尔维尔非常关注历史上的“西北航道”问题，即打开从美国的西北部由北大西洋通往太平洋的航线，从而联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继而攫取亚太地区的财富和资源。自15世纪以来，欧洲探险家和捕鲸船一直梦想打通西北航道，进而控制太平洋商贸活动，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前一直未能成功。从《白鲸》可知，麦尔维尔也非常关注这个“对于人类已是久成问题”的问题（174），因此他在小说中以广为英美捕鲸船深知熟闻的斯哥斯比的捕鲸叙述，即关于太平洋北部地区捕获的鲸鱼身上发现许多北大西洋格陵兰海上的标枪钩⑤，来试图证明这样的观点：理论上看，既然这个西北通道对于大鲸“绝对不成为问题”（174），那对作为大鲸的天然杀手的南塔基特捕鲸船来说同样也不会成为问题。通过理论推演，麦尔维尔认为美国人必然会打通这个困扰人类许久的“西北通道”，即连通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实现资本、货物和人员的自由流通，最终真正控制并“瓜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利益”（60），可见麦尔维尔像众多欧美殖民探险家一样，一直梦想能横穿这个被他誉为“世界最中心的河流”的太平洋。因此，1841年当他最终抵达南太平洋时，麦尔维尔向“可爱的”太平洋表达了“一番敬意”（458），这敬意背后掩饰不住的恐怕正是欧美列强在经历几个世纪孜孜不倦的追寻探索后最终成功侵入太平洋的狂喜！

最后，麦尔维尔还借助“波利尼西亚三部曲”和《白鲸》中关于太平洋地图空间的表征来隐秘地参与绘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张与权力图景。在“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麦尔维尔借助南太平洋“空白”的地图空间表征来绘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与权力图景，在试图建构美国在域外的国族认同的同时，不断擦除或抹去太平洋上业已确立的权力和身份。首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泰比》《奥姆》和《玛迪》三部小说都采用了非常相似的叙事模式，例如“三部小说的开篇都是关于正在等待绘图的‘空白的’太平洋的叙述”（Ellis 15），例如《泰比》以“除了上方的天空和周围的大海，别无其他！”开篇明义（1）；《奥姆》同样以“广阔的海洋”开篇（2），而“巨大空白”、“无边无尽的太平洋”这样令人遐想连连的描述随处可见（32，260），小说最后以“宽阔的太平洋”结束全文（321）；《玛迪》同样也以太平洋的“宽广”、“空白”的描述开篇（9），最后以“无边无尽的大海”结束全文（580）。这种极为相似的叙事模式显然并非巧合，而是麦尔维尔刻意设置的具有明确喻指功能的叙事策略；这里，无边无际、“空白的”太平洋及其附属岛屿正是麦尔维尔的文化想象，是他构造出来的犹如亨利·史密斯（Henry N. Smith）笔下具有西部神话色彩般的“世界花园”（史密斯 124），正在等待着野心勃勃的美国海外帝国开拓者们前来垦殖；其次，“空白的”太平洋正是麦尔维尔建构作家身份和美国身份的同一场域。众所周知，麦尔维尔的文学生涯正是以南太平洋叙事作品“波利尼西亚三部曲”的出版而开始扬帆启航的，南太平洋书写无疑是他的美国作家身份和地位得以确定的标志，而他的南太平洋叙事同19世纪中叶美国向茫茫无际的太平洋拓殖扩张的进程正好契合，因此作家的太平洋叙事自然成为国家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恰如埃利斯所言，“麦尔维尔在‘波利尼西亚三部曲’和《白鲸》中所指涉的制图空缺或‘尚未绘制地图的海洋’正是他构造的空旷领地，用以塑造作者、文化和民族身份”（Ellis 15）；最后，《泰比》开篇处描述马克萨斯群岛的历史及相关记载时，麦尔维尔认为库克、波特、斯图亚特等太平洋拓殖先驱的日志中要么“几乎没有马克萨斯岛的描述”，或者只是“略微提及”（4），换言之，麦尔维尔通过构建一个“空白的”、无人在场的南太平洋历史叙述，试图说明美国介入太平洋的先驱性、非争议性和排他性，此叙述背后的驱动力是麦尔维尔试图“腾出一个空间以呈现他自己编造的作为表面上的事件见证人，亲眼见证那些没有被白人先驱或太平洋岛民看到或记录过的事件”（Ellis 15），这一行为表明麦尔维尔以极为隐秘的方式参与了美国攫夺太平洋地区的历史进程。

无独有偶，在《白鲸》中，麦尔维尔多次公开讨论太平洋地图空间这一主题，譬如亚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研究他所看到的各种航线和明暗图影”，他还“从容地用铅笔在以前那些空白的地方再画上一些航线”，并“不时地参考他旁边一大叠旧航海日志”（190），这里，亚哈研究的太平洋地图和航海日志或许同美国政府正在研究的太平洋各种地图和航海日志一致，通过亚哈在之前的地图上所谓“空白”的地方划线这一行为，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 • 塔利（Robert Tally Jr.）所言，麦尔维尔象征性地将太平洋“纳入关于政治思考和地理思考的总体系统中”，并将太平洋地区“牢牢地放进了地图”，从而将美国“版图外空间融入正在形成的国家想象空间中”（127）。此外，在谈到魁魁格的故乡南太平洋的科科伏柯时，麦尔维尔叙述说“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地方”（52），即麦尔维尔认为魁魁格的南太平洋家乡在太平洋版图之外，换言之，这个南太平洋小岛在美国的太平洋版图上还是一片“空白”，属于权力真空地带，因此美国人可以像亚哈那样“从容地用铅笔在以前那些空白的地方再画上一些航线”，继而将环太平洋地区众多不为人知晓的岛屿“牢牢地放进了地图”。实际上，麦尔维尔的太平洋文学绘图只不过是西方诸国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特别是自19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以来英、法、美、俄、日诸国在太平洋地区权力和版图争夺的文学注解⑥，这一时期的太平洋争夺中，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美国远西直达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墨西哥等领土，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迅速且系统地向太平洋进军”（Bienstock 149），美国捕鲸船随即沦为帝国扩张的排头兵，在太平洋上“探查出了许多地图上所找不到的、库克和范库弗的船只从来没有到过的海洋和群岛”（麦尔维尔104），继而侵吞了夏威夷、菲律宾、关岛、萨摩亚等所谓“空白”的太平洋岛屿。

借助捕鲸船“裴廓德号”在太平洋上追逐强大的、上帝一般的莫比·迪克的宏大叙事，我们视乎窥见了美国拓殖所谓的太平洋“边疆”的国家历程。提到“边疆”，不妨回顾一下美国边疆扩张的历史，实际上整个19世纪的美国史就是从最初的大西洋沿岸扩张到西部边疆再逾越太平洋并走向世界海洋霸权的历史。谈到美国边疆扩张，不能不提及美国边疆史研究的核心人物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特纳在为美国的边疆扩张做了重要的理论渲染的论著《美国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中说道：“越往西推进，美国的边疆特征就越显著〔……〕研究边疆的开拓〔……〕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4）。特纳认为美国要把关注的焦点从大西洋转移到西部边疆，而这也是美国在整个19世纪对外扩张的方向，由此，浩浩荡荡的“西进运动”开启了美国扩张的模式，然而美国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西部陆地扩张，而是继续向西进军，然而当美国人到达太平洋东海岸即美国所谓的“西海”岸边后，他们又久久地“从加利福尼亚海岸朝西看”（惠特曼语），觊觎着广阔的太平洋地区。在美国一路向西扩张到太平洋的进程中，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等政治家关于太平洋的远见卓识至关重要。杰弗逊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就致力于经略太平洋贸易通道，“他积极倡导开辟横越大陆的商路，把视线射向太平洋”（杨生茂 59），为此，杰弗逊先是购入当时法属的路易斯安那地区使得美国领土向西扩大，随后又派遣刘易斯和克拉克抵达太平洋东海岸勘察，从而为后来美国的太平洋扩张做了必要的前期铺垫。“裴廓德号”正是美国向所谓的太平洋“边疆”挺进的排头兵，是美国猎杀太平洋这个所谓“无主鲸”的标枪，“裴廓德号”在太平洋上疯狂追捕白鲸的过程，正是美国侵入和拓殖太平洋“边疆”的完美写照；被称为“南塔开特的魔王”的船长亚哈正是太平洋征服者的典型，他正是带着南塔开特人与生俱来的征服全球海洋的勃勃野心和向莫比 • 迪克复仇的执念，不远万里从大西洋的南塔开特追踪白鲸到日本海附近。偏执、专横的亚哈即使在最后的生死关头仍旧坚定不移向几乎不可战胜的、上帝一般的白鲸宣战，“我要跟你扭斗到底；到了地狱，我还是要跟你拼一拼”（544），这种极端偏执、为达征服目的不计一切的疯狂行径正是19世纪美国巧取豪夺、征服和扩张文化的一面写照。所谓的美国的巧取豪夺文化，正如学者伯纳姆所评说那样，就是巧取豪夺者（Takers）“永不屈服于上帝”，他们认为“地球属于他们”，“控制和征服一切就是他们的宿命”（Burnum and Tredici 256），而船长亚哈所展现出来的疯狂的复仇决心彻底赋予了他一个激进的巧取豪夺者和扩张者形象，这正符合19世纪美国的征服和扩张精神与气质；其实，亚哈不仅仅是巧取豪夺者，“更是巧取豪夺文化的鼻祖”（258）。

实际上载着一群巧取豪夺者的“裴廓德号”正是以征服扩张为基本特性的美利坚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之舟”，船上的三十个船员代表着美利坚民族国家这个统一整体，“他们已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三十个人了〔……〕就像这艘装着他们全体的船一样〔……〕所有这些东西都彼此混凝为一艘具体的船〔……〕这些个体的水手〔……〕全都溶成一个整体，全都对准亚哈〔……〕所指向的那个生命攸关的目标”（528）。作为比西部边疆更加辽阔的“边疆”，太平洋“边疆”是锻造“裴廓德号”这个共同体精神的重要场所；浩瀚的太平洋犹如北美大陆上的“大牧场”和“大草原”（458）一样，不断激起美国人的征服欲望，正如同“西进运动”时期美国人不断侵吞原本属于印第安人、但美国人却认为是“无主”的茫茫西部荒野一样；同样，茫茫无际、“空白”的太平洋在美国人的眼里就像“无主鲸”一样，其所有权属于最后占有者，在追逐太平洋这条“无主鲸”的过程中，美国捕鲸船和商船成为帝国浮动的堡垒，船长和水手成为帝国流动的代理人。

“太平洋商业帝国”与商业共同体塑造

《白鲸》是一部关于19世纪美国捕鲸产业的百科全书，书中所展示的不仅有冒险刺激的捕鲸画面，更重要的是，它也充分展示了驱动一个年轻国家如何从殖民地发展为世界帝国的经济引擎——捕鲸业的空前盛况；“裴廓德号”正是帝国商业共同体精神的载体，锻造这个不断扩张的共同体精神的理想场域正是浩瀚的太平洋，正是在这里，美国建构太平洋商业帝国的野心暴露无遗。

首先看驱动19世纪美国繁荣发展的经济引擎——捕鲸业。麦尔维尔为了生动展示美国捕鲸业的恢宏盛况，特地查阅了大量的鲸鱼类文献，不仅追溯欧洲古老的鲸类文史传记，而且还探寻同时代作品中有关鲸鱼的记录，这在小说正文前的“语源”和“选录”两部分清晰可辨；小说还专门辟篇章来阐释鲸鱼的命名、分类、生活习性以及用途等专门知识。麦尔维尔对鲸的详实研究使得《白鲸》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鲸类学”百科全书，而此书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为美国捕鲸业“勾勒出一幅鲸类学的有系统的草图”（128）。这份草图数据详实，规模恢弘，生动揭示了美国从殖民地地转变成世界大国的商业秘密——捕鲸以及相关的行业，譬如炼油业：进入炼油阶段，捕鲸船上的炼油间“发火”、“加柴”，“大鲸就以自己的燃料来烧它自己的身体”（400），鲸油经过炼制变成灯油来“照亮整个世界”（Melville, Mardi 1）。因此，不仅是捕鲸业本身，连同捕鲸产业链上的所有产业共同合力发展，最终推动了 19 世纪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19世纪美国捕鲸产业交响乐的最强音符是在太平洋这个流动的大舞台上奏响的，麦尔维尔正是通过“裴廓德号”的捕鲸线路来充分展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捕鲸-商业冒险的鬼魅路线图。让我们顺着麦尔维尔-以实玛利的捕鲸路线来重走19世纪美国的太平洋商业帝国扩张线路：从美国的捕鲸业新兴重镇新贝德福出发后，“情投意合”的以实玛利和从南太平洋来的标枪手魁魁格一同来到捕鲸业发源地南塔开特（50），在此登上“裴廓德号”后，“裴廓德号”从大西洋一路南下，随后来到好望角，并“从好望角向东南方航行”（225），然后“从克洛泽斯向东北方向驶去”（261），后“仍然继续朝东北方，向着爪哇岛驶去”（264）；最后“裴廓德号”驶近台湾和巴士群岛之间的“中国海通向太平洋的热带的出口”（450），最终来到日本海附近展开与白鲸的生死角逐。“裴廓德号”从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环球航行路线并非随意设置，其实麦尔维尔真实再现了在太平洋逐渐展露统治力的美国捕鲸业历史航线扩张变化的轨迹图：

在18世纪的四分之三时间里，深海捕鲸活动都只在大西洋进行，到了世纪末，为缩短航程并获取更多的利润，捕鲸者们才开始从好望角绕道到太平洋。1791年，6艘来自南塔开特和1艘来自新贝德福的捕鲸船进入太平洋猎捕抹香鲸。由于遥远海岸的丰富资源对于渔业和商业发展尤为重要，这也标志着捕鲸业里程碑式的进步。（Tower 58）

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美国捕鲸业的重心就开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转移。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捕鲸人的航行范围基本上在大西洋内，大致是“东至墨西哥湾暖流边缘，南至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北至格陵兰岛和巴芬岛之间的戴维斯海峡”（多林 110），这与当时美国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密不可分，因为当时的“英国一直是最重要的美国鲸鱼油市场”（Tower 41）。而到了18世纪后半叶，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美国的捕鲸业发展因而受阻，而英国此时的捕鲸力量趁机壮大起来。随后美国的捕鲸业发展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1789年，法国向美国的鲸鱼产品开放市场〔……〕同时，在革命前抵达太平洋南部的航行现在开始扩大到了太平洋海域”（Tower 43）。至此美国的捕鲸重心也随之开始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进入19世纪，美国的太平洋捕鲸业开始持续繁荣，“对于鲸鱼的渴望引领着捕鲸手们相继远航太平洋，在1820—1821年第一批船只抵达日本〔……〕从那时起，到太平洋北部和南部的船只与航行剧增”（Tower 59）；同时美国国会于1836年5月同意拨款30万美元用于组建空前规模的远航探险船队，来探索包括南极在内的太平洋及其南部海域⑦ ，美国政府对探险事业的支持更是为太平洋捕鲸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于是，在美国政府和商业资本的推动下，美国捕鲸产业发展终于迎来了黄金时期，并于1846年前后达到顶峰。据记载，“这一年，美国的捕鲸船队拥有735艘各式各样的船只〔……〕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客观的数字，因为在当年全世界965艘捕鲸船中，美国捕鲸船竟占76%”（何芳川 105），《白鲸》中游弋在太平洋上的捕鲸船“裴廓德号”、“信天翁号”、“大鲸出来了号”、“耶罗波安号”和“单身汉号”都来自南塔开特，便是对当时美国捕鲸业在太平洋上独霸天下的有力证明。

《白鲸》还充分展示了美国财富与太平洋之间的多层关系。首先，那个“油水富足”、“遍地玉米美酒”（31）的美国东部捕鲸业新贵城镇新贝德福的财富同太平洋有着直接关联。新贝德福的财物都是打哪里来的呢？麦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回答，“不错，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和花花草草的庭院都是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捞来的”（32）；其次，从商业层面上讲，太平洋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一艘艘游弋在太平洋上的捕鲸船好比是股票期货投资者，因为南塔基特人“都把他们的钱投资到捕鲸船中，就跟人们把钱投资到有好出息的、信用良好的股票生意上”（70—71）。正是由于无数南塔开特人的捕鲸船的扩张性捕捞，美国资本最终渗透到太平洋地区，才使得“波利尼西亚的无数岛屿都〔……〕向捕鲸船致以商业上的敬意”，而曾经“闭关自守的日本”之所以成为一个开放的、“好客的地方，那完全得归功于捕鲸船”（105）；也正由于美国商业资本的渗透和扩张，美国在太平洋这片广袤“边疆”上一步步建立起“太平洋商业帝国”。

较早吹响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号角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扩张分子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建立“太平洋帝国”的主张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即要建立起以亚洲和太平洋为中心的商业帝国。西沃德认为要征服太平洋和亚洲地区，美国的扩张方式应该转用贸易而不是武力，因为“政治霸权与商业崛起如影随形”（Paolino 27）,因此美国要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控制世界的贸易，而帝国的贸易中心则在太平洋乃至亚洲地区，而美国也必将跨越太平洋并抵达亚洲，其实西沃德早就预言“争夺世界霸权的最终战场在亚洲，而正是商业上的优势把这古老的大陆带到了美国人面前”（Lafeber 26）。事实上早在1784年，满载茶叶、棉布、瓷器等货物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就已经成功抵达中国广州，此次航行标志着中美之间的航线被打通，作为当时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山茂召，他给美国外交部的信中写道:“对每个热爱乡土的人和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人来说,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昆西 261）。“中国皇后号”的这次航行也使得更多的美国商人络绎不绝地远航太平洋到亚洲国家开展商贸活动。随后美国逐步开始同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多个亚洲国家有了贸易及外交方面的联系。其实，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弗逊早就对经营太平洋贸易有了极大的野心，上任总统伊始，他就大力支持1804—1806年的刘易斯和克拉克太平洋探险活动，杰弗逊说：“此次探险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符合宪法的规定和国会的要求〔……〕还要求国会拨款以扩展美国的对外贸易”( 转引自安布罗斯 71)。太平洋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商业潜力促使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不断加码；同时，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断刺激美国积极向外扩张以寻求新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太平洋无疑成为美国进行资源争夺的最佳场域。

此外，《白鲸》中捕鲸商船“裴廓德号”不仅是国家共同体的载体，同时还是商业共同体的载体，船上所有船员对白鲸的疯狂追逐从不同侧面淋漓精致展示了美国攫夺不断膨胀的太平洋商业利益的疯狂状态。其一，麦尔维尔对亚哈近乎疯狂的捕鲸行为的描绘，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婪的资本家形象。例如，为了鼓励水手们追捕白鲸，亚哈采取金钱利诱策略，在航行途中的一次集会上他鼓动船上水手：“这是一枚值十六块钱的金币呀，朋友，你们可看到？〔……〕你们随便哪一个发现白鲸，就可以拿到这枚金币，朋友们！”（154）面对亚哈的金钱引诱，船员们立刻欢呼起来，继而死心塌地跟随疯狂的亚哈；其二，捕鲸船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工厂，因为每一艘捕鲸船上都配备的有炼油间，“炼油间是整个捕鲸船的一部分”（399）；其三，亚哈率领的这艘“疯狂的”捕鲸船一路从大西洋追捕白鲸到日本海附近，更是象征着美国掠取太平洋丰富的资源和财富的勃勃野心和商业冒险精神，这些南塔开特的捕鲸者“坚定不移，无所畏惧，盲冲瞎撞，不顾一切”（528），他们“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征服者，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言人”（Saiki 185）。需要补充的是，麦尔维尔对太平洋上流动的海上工厂并不陌生，“1840年，麦尔维尔作为新手乘坐瓦伦丁·皮斯船长的捕鲸船‘阿喀什奈特号’前往太平洋”（Heflin 43）；“1842年9月，麦尔维尔又跟随捕鲸船‘露西·安号’到达塔希提岛”（Heflin 114）。正是19世纪中叶美国挺进太平洋的大背景下，捕鲸业作为当时资本主义贸易中重要的一环不仅参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商业扩张体系建构，而且还帮助锻造了美国商业共同体精神，从而推动了“太平洋商业帝国”进程。

“太平洋帝国迷思”：麦尔维尔“太平洋书写”的渊源

仔细审视不难发现，麦尔维尔的“太平洋书写”与美国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太平洋迷思”（the Pacific Myth）有着深厚的渊源。所谓的“太平洋迷思”，泛指欧美文化中广为流通的关于太平洋地区的一套神话，在本质上由欧美意识形态中关于环太平洋地区的异域想象、文化幻象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帝国话语体系所组成，以服务欧美列强在亚太地区的殖民扩张战略。长期以来，太平洋地区一直是欧美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社会发展的试验场，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太平洋曾经是一个梦想的地方，现在依然是一个堕落的梦想之地”（Edmond 6），环太平洋地区也一直被误认为是一维的、文化单一的异域之地，而欧美文化中的“太平洋迷思”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想象所催生的文化幻觉，环太平洋地区也成为欧美人消费的幻想源泉，“太平洋迷思”则变成一个扭曲的欧美文化幻觉。

“太平洋迷思”源远流长。首先最重要的因素，它是伴随着美国的“太平洋帝国”图景的不断流通、建构而逐渐形成发展的。19世纪初，随着美国政治家对太平洋战略认知的不断深化，美国人的“太平洋迷思”才开始广泛流通起来。1801年杰弗逊就任总统时，美国人对太平洋的观念已经更加具体化，因为“杰弗逊广博的地理知识被政治实用主义所扩充，使得美国人对太平洋的看法发生了质的改变，从最初丰富又模糊的概念转变为需要有具体的政策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想法”（Leon 26）。杰弗逊“具有很强的使命感，认为美国必须‘发展、增殖，繁荣’，直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杨生茂 59），为此他先是购入当时法属路易斯安那地区，使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一倍左右，随后又派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军抵达太平洋东海岸探险，试图通过扩大美国的疆域来实现“自由帝国”的政治理想, 因为他“认为只有扩大领土范围、建立面积广阔的‘自由帝国’才能保障美国的平等和自由”（郭巍 40）。杰弗逊的“自由帝国”理念对美国人的“太平洋迷思”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杰斐逊离职时，太平洋的印象已经完全深入人心”（Leon 27）。时至《白鲸》出版前后的四十至五十年代，经略“太平洋帝国”的理念不仅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还被付诸于实践，其中威尔克斯率领的美国太平洋探险和麦尔维尔此期间的太平洋经历可以视为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实践范例，而麦尔维尔扬帆起航驶向太平洋的动因除了受家庭成长环境特别是亲戚的海洋经历的影响之外（Anderson 12-21），无疑还受“太平洋帝国”理念的影响，这在他写给英国出版商的信中暴露无遗，那就是“拥抱南太平洋探险”（Letters 41），扩大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太平洋帝国”理念的影响是广泛的，就连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的一名支持者1852年6月在信中甚至露骨地宣称，“撰取太平洋巨大的商业财富是‘年轻的美国’的象征之一”（qtd. in Curti 45）。事实上攫取于太平洋的丰富物产不仅已经进入美国人日常生活，而且也影响他们的生活观念，这一切在麦尔维尔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已经不言而喻，“我们可以用来自香料岛和马六甲的所有调味品为我们的菜肴增添趣味”（Correspondence 127-128），甚至连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 Thoreau）这样的文化人也对“太平洋帝国”图景怀着最深的执念，他在《瓦尔登湖》（Walden）中无比狂热地呼吁：“现在开始向最远的西进道路进发，这条路不在密西西比州或太平洋中断，也不朝着破旧的中国或日本，而是直接切向这一区域，无论冬夏昼夜，日落月殁，最后直至地球落下”(338)。可见“太平洋帝国”图景已经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各阶层的集体共识。

其次，麦尔维尔的“太平洋迷思”在很大程度上源自13世纪以来欧洲的探险家、商人和旅行者和在过去几百年间游历太平洋地区所积累的知识和经历，这些关于太平洋地区的知识通过美国人的英国文化习得而下意识地积累起来，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3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和法国人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在完成太平洋探险后出版的日记，它们是美国人的“太平洋迷思”诞生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富贵，它在美国人心中永久留下了一个“满是黄金，盛产珠宝”的东方的观念（Leon 18）；库克在他的《库克环球探险》（The Voyages of Captain James Cook Round the World）中也有大量关于太平洋岛屿的描述，譬如他谈到“塔希提岛物产丰富，人们生活无忧”，称赞“这里的土著男性高大健硕，女性优雅美丽；他们友善可亲，彬彬有礼”（34）；同样，在布干维尔的《世界环游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771）里，塔希提岛被描绘成为人间天堂，“人们总是赤身裸体，但塔希提女性乐于装扮，个个美艳动人，十分精致”,“土著人也性情温和、淳朴善良”（256）。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18世纪的欧洲人对亚太地区的总体印象是积极的、正面的，然而正如下文所述，19世纪中后期开始，这一积极印象开始变得消极。18世纪末，随着美国独立和商业的开拓，美国的捕鲸船和商船进入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美国和亚太地区之间的商贸活动为美国“太平洋迷思”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最后，麦尔维尔的“太平洋迷思”还同美国文学中的“太平洋书写”传统有着密切文化渊源。长期以来，在美国思想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种对太平洋地区的迷思遐想，这在众多的“太平洋书写”作品中可以感知到，譬如麦尔维尔在《泰比》中明确提到的大卫·波特（Caption David Porter）的太平洋游记⑧ 和查尔斯 • 斯图亚特（Charles Samuel Stewart）的南太平洋游记⑨（4），以及查尔斯·威尔克斯船长的《美国探险叙述》（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其中“麦尔维尔还借用了斯图亚特游记的内容”（Anderson 21），这说明“太平洋书写”传统对麦尔维尔海洋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带着对布干维尔笔下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的塔希提岛的憧憬，威尔克斯踏上了此岛，但“塔希提的美景却令他大失所望”（Wilkes 142），“塔希提人放荡、淫乱，“他们天性懒惰”，塔希提女性也“不像吹嘘中的那样美丽”，相反这些女人“喋喋不休、爱搬弄是非”，甚至“这里的女王也品行不端，行为不检点，有着诸多恶习”（Wilkes 148-150）。换言之，太平洋岛国在西方文化想象中是一个文明与放荡、纯真与野蛮并存的矛盾的、奇幻的组合体。这些形形色色的“太平洋书写”为美国的“太平洋迷思”奠定了文化想象基础，特别为麦尔维尔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想象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在“太平洋迷思”的诱惑下，麦尔维尔踏上了塔希提岛、马克萨斯岛和檀香山，并在“波利尼西亚三部曲”和《白鲸》等小说中呈现了众多像魁魁格一样兼具文明与野蛮两种矛盾特质的太平洋土著形象，特别是小说中融美丽、放荡和堕落为一体的岛国少女形象，成为欧美帝国向太平洋岛国不断“侵入”和渗透的液态介质，成为激发欧美人的太平洋浪漫想象的“迷幻剂”和“催化剂”。

“太平洋迷思”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文化的衍生品。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欧洲诸国在太平洋殖民探险活动的不断深入，塔希提等众多太平洋岛屿被西方人发现，“从这一时候起，西方关于太平洋的各种表征将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19世纪的基督教、科学与社会理论、现代绘画、人类学和大众文化的历史上形成重要的章节”（Edmond 7）；环太平洋地区由此成为欧美白人文化消费的幻想源泉，“太平洋迷思”继而变成一个被欧美作家任意加工和扭曲的文化幻象，而正是在麦尔维尔等西方作家迷离的太平洋幻象背后，深藏着西方国家的帝国迷情。然而，需要明确指出：尽管麦尔维尔对“太平洋帝国”怀着无限遐想迷思，但他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南塔开特”一章中关于西方帝国列强霸权扩张的一连串形象拷问，难道不正是他对此的讽刺甚至质疑？他对“有主鲸”和“无主鲸”的形而上学似的辨析，难道不正体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深刻反思？正如杨金才所言，麦尔维尔“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非人化以及帝国心态均有批判”（252），或许这正好体现了作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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